编者按：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重庆大学参会的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认真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建言献策，先后被多家媒体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党委宣传部特将我校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接受媒体采访时的部分发言整理如下：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周绪红：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3月6日，重庆代表团继续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周绪红代表说：“报告中政府在很多工作任务上自觉量化承诺，展现了开放自信担当的政府形象。报告中阐述教育的篇幅较多，对高校来讲，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比如提到继续扩大重点高校在贫困地区农村的招生规模，这是实实在在的任务要求，需要认真落实好。

谈创新能力：对接国家需求，提升创新能力

记者问道：“高校如何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周绪红回答道：“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高校需对接国家需求、融入国家战略，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能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要立足国际前沿，夯实学科基础；有些基础研究可能与应用研究甚至与未来产业发展紧密相关，也蕴含着巨大的生产力。应用研究要对接国家需求，融入国家战略，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科研平台和基地建设，加强交流合作与协同创新，促进成果转化。比如重庆大学成立了交叉学科研究院，为学术人才提供自由发挥的平台；立足学校国防科研学科体系，成立了国防研究院，致力于军民融合。”

谈博士研究生补助工作：提高补助标准 让优秀学生脱颖而出

周绪红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报告提到的“提高博士研究生国家助学金补助标准”目标，很好地契合了李克强总理关于“办好公平优质教育”的主旨，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和人才队伍的重视和关怀，他对此深表赞同。

周绪红介绍，重庆大学十分重视博士研究生补助工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补助政策体系和配套政策措施，相应的工作已走到了西部高校前列，国家助学金只是补助体系的一部分。2013年以来，国家对全日制博士生的拨款额度是每人每年1.2万元，同时要求博士生的补助标准每人每年不低于1万元。重庆大学在此基础上，又每年拿出2000万元用于博士生补助。在国家和学校补助外，学校还积极鼓励导师补助。博士生越优秀，其待遇水平也相应提高，其中助学金最高每年能拿到3.84万元，最低能达到2.4万元。“为了激发研究生教育的活力，改善研究生学习、科研和生活条件，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我们加大了补助的力度。”周绪红说。

谈 “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不能一蹴而就

在接受方南都市报记者专访时,周绪红表示，高校差距不是由“双一流”造成，创建“双一流”是个机遇，但不能一蹴而就，对高校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学科内涵建设。

南都：你怎么理解创建“双一流”？

周绪红：我觉得把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加大投入和支持，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对大学来说十分重要。我把它看作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机遇，但“双一流”建设不能一蹴而就，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将会是个十分艰巨的过程，需要我们科学谋划，稳步推进。

南都：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哪里？

周绪红：我们国家的“双一流”，首先还是要强调中国特色的道路自信，也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第二，要遵循教育规律，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努力成为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我们高校一流教授不够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不够高，颠覆性的科研成果极少，成果转化的能力有待提升。

社会上流行的几个大学排行榜，好像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是国外综合性大学。但国内大学有一个特点，解放初期进行院系调整，一些优秀的综合性大学都变成专科性学校，综合性很强的大学不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办学理念，慢慢又朝综合性大学发展，但这还有一个过程。我国有些好的高校，在国际上是有相当的地位的。

南都：创建“双一流”，最主要的是什么？

周绪红：第一是师资队伍建设，要有更多的顶尖科学家和一流教授，他们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第二就是要培养一流人才。首先是要讲思想品德，再讲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以及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实践能力、国际视野等，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以及培养出引领未来的领袖人物，这个最重要的。

再就是要产生一流科研成果。我们这么多年在国际上被认可的顶尖成果不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研究领域也属传统学科，前沿学科领域重大突破不多。一流大学要能产生引领产业发展的新技术、引领世界新技术的颠覆性成果。

南都：你说过，中国大学在学科内涵方面，和世界一流大学存在一定差距。

周绪红：目前最主要是加强学科内涵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水平、科研成果转化。如果把这些都搞上去了，你就是一流。关于学科的内涵建设，我认为主要是要明确大学若干学科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一定是要有特色，人无我有或者人有我优，或者对推动国家需求产生重要作用，围绕这个方向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基地，围绕这个方向组建队伍，引进或培养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当然还需要有团结、进取、包容的氛围。

南都：重庆大学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吗？

周绪红：基础还是有的。因为有些学科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实力也有，具备成为一流学科的条件。

南都：“双一流”会不会造成新一轮的高校差距？

周绪红：不论搞不搞“双一流”，高校间差距总是客观存在的。与本来的实力有关。“双一流”不会造成差距，只会激励高校。

谈高校排名：高校排行榜不是坏事但不要迷信

南都：“双一流”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只是一个大的战略目标？

周绪红：我们很难定义一流大学的标准，但是会感觉得到它是不是一流。比如现在国家要求产业转型升级，壮大新兴产业，如果学校有一批原始创新、驱动进步的研究成果，能拉动一个产业的发展，那它在这个方面就是一流的。当然还有大学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学文化是一所大学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如果经常出现在国际排行榜上，那也说明这所大学的外部形象和办学声誉达到一定水平了。

南都：目前比较靠谱的排行榜是哪几个？

周绪红：美国的USNews、英国的Times、上海交通大学的ARWU以及QS世界大学排名，这四个排行榜比较有名气。

南都：国外的大学在乎这些排行榜吗？

周绪红：很在乎。如果去拜访美国的大学，大学校长会拿出一个排行榜介绍自己学校的排名。

南都：你怎么看这些排行榜？

周绪红：作为校长，虽然不提倡以大学排行榜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唯一依据，但一些指标和数据确实会为我们了解学校和学科现状提供客观信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自身发展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南都：这些排行榜不一定是坏事。

周绪红：对，不是坏事，但一定不要迷信它。我觉得这是一种对高等教育研究的方式。

谈校长职责：校长应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

南都：你觉得院士做校长合适吗？

周绪红：适不适合做校长，是要以校长的标准来衡量，是否院士不是必要条件。校长就应做校长的事，就是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管理中，我就是早出晚归晚睡的。如果校长同时也是院士，一定是好事，绝不是坏事。不要以为校长是院士，他就只管业务了，实际上院士校长会把更多精力投入管理，至少我是这样。

南都：这样的人多吗？

周绪红：我认为不多。

南都：比如你作为院士，到这个位置后，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周绪红：对，有影响。作为校长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管理工作中，个人应做出更多牺牲。要避免这种影响，就要经常提醒自己，校长的主要职责就是校长。

南都：有没有内心比较痛苦的时候？

周绪红：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我都想搞好。这与性格也有关系，我不把这些看成“痛苦”，事实证明，我都干得不错。但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全身心投入管理，但还是被人误解你不可能全身心投入。

南都：做校长以后，你做科研的时间多吗？

周绪红：星期六、星期天有一些时间，再就是晚上下班以后，到实验室去，和学生交流一下，晚上两点以前我基本都在工作，还有放长假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足够。

南都：1月中组部、教育部等刚出台相关暂行办法，规定高校领导人员应当确保主要精力和时间用于学校管理工作。你怎么看？

周绪红：应该是这样。校长应该对学校负责，管理好学校，是一名大学校长的本位。

南都：为什么要做这个规定？

周绪红：这有一个过程，曾经一段时期提倡“双肩挑”，选拔领导看重业务水平比较高的。现在组织部门对高校领导人员选任作出这样的安排，肯定有综合考虑的。我尽量以身作则，把主要精力投入管理，也对副手提出严格要求，他们都做得比较好。

南都：以上办法还规定，对任期结束后未达到退休年龄界限回到教学科研岗位的校长，学校应当给予一定学术恢复期和必要条件支持。你觉得符合实际吗？

周绪红：这一项规定落实的成效，要看具体执行情况。我的体会是，学术研究主要还得靠自己。我虽然把更多精力放在学校管理上，但学术研究也在努力保持。

南都：你觉得大学去行政化有可持续性吗？

周绪红：去行政化现在还比较难。这与我国传统的管理体制有关，因为中国的大学办学方式离不开政府管理及社会参与。先不讲去行政化，就讲取消行政级别这个问题，我觉得现阶段不太可能。

南都：你在重庆大学每学期的开学或毕业典礼讲话，大家似乎都很关注？

周绪红：其实我每学期还有一个干部大会讲话，我很用心，只是社会没有关注到。每学期要干点什么，推进一些什么新思想、新理念、新行动，我都要认真思考，我总是在思考怎么样“树西南风声，创一流大学”，把重庆大学建设好。每次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也要想一个主题给学生演讲，又怕自己普通话不好，学生听不懂，就做个漂亮的PPT，予以辅助。其实每次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讲话，我都是把自己的为人处世做学问的经历讲给学生听，我尽量避免讲那些空洞的理论，不说那些大话、套话。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重庆市委副主委、重庆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黄云：

人人都要有“工匠精神”

如何培育工匠精神，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黄云称：“工匠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做事的态度，也是一种社会心理，人人都要有工匠精神，才能把你该做的、正在做的事做到位。”而要成为大国工匠，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必须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现在，社会上有一个不良的倾向，明星惊人的片酬，大家都议论说这是走捷径。”黄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培养工匠精神，就需要社会引导和相关体系的配套。

“比如瑞士手表，他们祖祖辈辈，可能几代人都要做下去，但我们没有。我们既然要厚植工匠文化，就要对有工匠精神的人配套相应的政策，比如说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成就感、他在圈子里被人认同，以及他的待遇等。”黄云说。“工匠精神不会凭空产生，大国工匠需要土壤。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让大家通过踏踏实实的工作，以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点一滴刻苦地钻研来收获成功、创造美好的生活，进而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黄云称。

让精益求精成为制造业共识

“古代有鲁班，上个世纪有张小泉，如今我们还有多少让人念念不忘的好工匠、好品牌？”黄云认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只有把制造业做精、做细了，实体经济才能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黄云说，我国老一辈工人干活较真，以琢磨技术为乐趣，在追求精益求精的过程中不仅拥有成就感还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这说明在我国发扬工匠精神的基础十分雄厚。不过，随着现代人习惯了“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效益”“快鱼吃慢鱼”“唯快不破”的竞争游戏规则，大家心态变得有些浮躁，导致工匠精神离我们渐行渐远。“如今，我们弘扬工匠精神更需要加强政策引导和舆论宣传，让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专注极致等内涵成为制造业的共识，让工匠精神融入企业日常工作的细节。”

“打造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没有工匠精神是不行的。”黄云说，弘扬工匠精神，政府需要出台更多引导政策，在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有所突破，让追求工匠精神的人有舞台、有地位、有名气，为能工巧匠脱颖而出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黄云提醒，打造制造业的“中国品牌”，光靠工匠精神还不够。应将工匠精神和“中国制造2025”结合，在制造业的精、细、专、深上下功夫，进一步鼓励创新，形成优质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工匠精神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制造之“魂”。

没有保护就无从创新

“没有保护就无从创新。”黄云在谈及创新时，多次说到创新的保护问题。

在他看来，创新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集成创新。“作为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要先把集成创新搞好，要先向别人学习已有的东西，很多东西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了，第一个就是要了解掌握和学习别人已有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创新。”

黄云还从高校教师的角度解释了创新。“我们创新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理论创新。一种方法或技术得到应用，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反过来去探讨它的科学道理。”在黄云看来，创新还是一个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就我个人体会来讲，从大学到研究生，就是一个学习积累已有知识，并为今后的创新奠定基础的过程。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才有可能不断创造和创新。”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创新主体的人，会付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获得一定的创新成果，其过程是极其艰难、不易的。“因此，保护创新成果的产权，尤显重要，否则就没人愿意继续创新。所以我认为，没有保护就无从创新。”黄云进一步解释，往往创新的人并不是全才，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才有了创新成果后，可能对成果走向市场的综合特征设计得没那么十全十美，“比如说这些创新的成果在外观、人机交互等方面，还有待完善，才能取得良好的市场效果。这期间如果没有很好的保护机制，从而被人仿造侵权，仿制者就会捷足先登，占领市场，就会使得原始创新者受到很大的打击。在这种氛围下，谁还会去主动创新呢？”

能否在科技板块 率先推行IPO注册制

“我比较赞同IPO注册制，但是要‘宽进严出’。”黄云说，会计事务所、证券公司的操盘机构，确实要有严密的后期运行细则，要加强监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IPO注册制就是一条漫长的路。IPO注册制如果要广泛推广，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建议可以像纳斯达克一样，让科技板块率先推行IPO注册制？同时在推动科技企业IPO注册制过程中，广泛实现宽进严出的机制会更有利，便于推动中国股市的成长发展。他就有一家科技企业，像他这样大学老师办企业，有技术、有产品，但规模不大。这就希望降低IPO门槛，这样才能更快的发展。就像美国纳斯达克，你愿意公开自己的企业，愿意上市都可以，但在后期运作中严格执行证券市场规定，避免投机、内幕操纵股市等。

解决好法官职业保障问题

黄云认为，高素质法官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在推进司法改革中，要更加注重并着力解决好法官职业保障等问题。在案多人少矛盾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一方面，法官办案压力不断增大、工作负荷越来越重，身心健康的问题需要及时关注，另一方面，近年来法官受到威胁、殴打、诋毁、辱骂甚至是袭击与伤害的现象呈上升趋势，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法官的职业保障关乎着法官个人的职业尊严和职业安全感，更关乎司法权威的实现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必须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升法官职业保障，为法官依法履职营造所需的社会环境。
　　首先，需要在立法层面进一步强化对法官的职业保障，细化相关条款并具体落实执行，对于侵犯、伤害、破坏法官依法履职的行为，要依法处置，同时加大对司法人员保护的投入，合理增加法警的配置，将司法人员及其父母、子女、配偶纳入相应的保护范围。尝试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给法官创造一个良好的职业环境。

其次，强化法官职业保障，还应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官管理制度。当前案多人少的矛盾不断加剧，要让法官付出与回报相匹配，特别是基层法庭、边远地区的人民法官，应该在待遇方面有所侧重。同时还应该探索建立法官意外伤害保险以及法官职业风险基金等法官职业保险制度，解除法官的后顾之忧。
　　第三，在司法改革有序推进的背景下，还需要采取一些配套性的措施来保障法官队伍的专业化。让法官回归审判执行工作本位，减少会议、接待等事务性工作量，加强对法官的专业知识、审判技能、职业伦理、职业安全等职业培训，提高法官素质和审判执行能力，提升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水平。注重信息化等手段的运用，尽可能地为法官依法履职提供硬件保障，打造更加专业的审判队伍。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占芳：

厚植创新土壤 营造良好生态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离不开全社会的创新环境。刘占芳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完善对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这对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是一个积极信号。“说明我们正从过度关注应用科学研究、从只求‘短平快’的创新，逐步向注重基础和原创转变。”

刘占芳说，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只有固本培基，厚植创新的土壤，才能培育出科技链条顶端的创新“成果”。

为此，他提出着重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改变理念，抑制着急“摘桃子”的功利冲动。“要‘摘桃子’还得先浇水，要努力抑制‘吹糠见米’的心态，沉下心来，做好基础研究。这需要政策的扶持，也需要‘不浮躁’的社会生态。”

二是厚植创新型人才培养土壤。刘占芳认为，人才引进只是其中一方面，培养更多的本土科技人才至关重要，“一头雄狮要充分发挥战斗力，它的团队不能都是绵羊。”他说，在人才培养上，不能急功近利，要按照人才培养的自有规律耐心培育。

三是依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研究制定完善的匹配政策。刘占芳说，当前，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科学研究，都是整个科研链条上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基础研究到一定程度，自然就会向应用转化；同样，应用科学研究要实现突破，离不开基础研究的积累。但目前，不少扶持科技发展的政策是“碎片化”的，针对性有待加强。为此，他建议依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研究制定推动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比如专业的科技协会，应该彻底去行政化，立足科研本身来研究制定相关政策。”

重庆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大有可为

“重庆在推进军民融合方面，基础条件好，具有先发优势，现在设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恰逢其时。”刘占芳说。

刘占芳认为，重庆历史上就是一座国防重镇，军工基础扎实而雄厚；而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都深深受益于军工的发展。这样一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重庆在军民融合的道路上是大有可为的。

刘占芳表示，除了基础好之外，重庆的军工转型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例如，长安汽车等一大批军工企业，在当时的不利条件下，勇于创新、勇于开拓，成功实现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适应市场的部分军工技术可以投入民用，反之优秀的民用技术也可以为国防服务，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局面。”刘占芳以美国波音公司为例， 指出军民融合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大势所趋。

刘占芳建议，设立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一定要强调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创新，还应该体现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要研究军民融合的难点、痛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军民融合之路。

“军民融合是产业发展的倍增器，一旦全面建立良好的融合体制， 将会既满足国防安全需求，又能极大带动各相关行业的发展与突破，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刘占芳表示。

加快调整高等学校办学层次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高校毕业生795万人，将再创历史新高。如何促进大学生就业，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刘占芳认为，应加快调整高等学校办学层次。

刘占芳说，大学扩招和专升本虽然大范围实现了学生上大学的愿望，但是相当程度上并没有达到提高学生能力和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目的。“社会上依然存在对人才的片面认识，认为学历越高越好。有些单位非硕士或博士不要，脱离了岗位的实际需要，助长了高学历等同于高能力这种不当的社会认识。”刘占芳表示，这些年具有高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十分缺乏，已经制约了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迈进。

对此，刘占芳提出建议：一是压缩本科院校数量和办学规模。本科院校以现有的中央部委直属院校和地方本科院校为主体，控制招生数量。同时赋予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促其提高教学质量。二是支持和引导兴办高等专科和中等专科技术院校，以行业和企业需求为指导，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出口。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重庆大学教授潘复生：

我们未来的生活或因人工智能巨变

潘复生除了是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还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他在听了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对报告中的“人工智能”这个词特别感兴趣。这是“人工智能”第一次单独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报告中提出要加快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和转化，这既反映了我国对该行业和领域的高度重视，也是提醒社会对该领域关注关切。”潘复生说，毕竟人工智能应用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某些人工智能产品可能会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可能比人类更聪明，这就会带来更多挑战。

过去一年多，因为阿尔法狗、小度、搜狗等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惊人表现，在引发人们欢呼感叹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人工智能“太聪明”表示了担忧。

在潘复生看来，人工智能带来了诸如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众多产品。甚至有人预言，人工智能技术或将在未来掀起新一轮科技变革。潘复生认为，将人工智能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展现了我们国家对新技术领域的高度重视，重庆应积极跟进。去年长安汽车推出无人驾驶汽车，已在国内汽车领域带来了广泛关注。

（以上内容根据《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南方都市报》、《重庆晨报》、新华网、华龙网等媒体报道内容整理而成）